以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
来源: 人民政协报 作者: 潘岳
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社会和谐共生、良性循环、全面发展、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明形态。进入新时代,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态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,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,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政纲。
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组成部分。一是在战略定位上,揭示出生态文明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,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,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,凸显生态文明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,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。二是在战略部署上,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,将“绿色”纳入五大发展理念,将“美丽”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,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,勾勒出从目标到原则到行动的路线图。三是在战略举措上,将“污染防治”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,与此同时实施生态扶贫战略、健康中国战略、乡村振兴战略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,形成了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方案。为此,强化了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属性,要求供给更加优质的环境公共产品,以占据意识形态领域新高,建构了法治化保障,如首次创设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“终身追责”等制度,颁布史上最严格的环保法,确保生态文明理念的最终贯彻落实。
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。一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,凸显人与自然的“生命共同体”,主张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,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。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,把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到生产力范畴,揭示了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的内在重要属性。三是指明了人类必然经历原始文明、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,而生态文明是相较于工业文明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态,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。四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综合指标体系,不仅仅将生态文明视为环保与技术、与经济的问题,而将其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综合问题。五是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和方向,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、以自然规律为准则、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,同时要求人的生活方式应以实用节约为原则,以适度消费为特征,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,崇尚精神文化享受。
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生态文明的“共同体”责任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鲜明的全球视野和开放品格,揭示出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生态文明共同体的特殊运行规律。从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考察,农业文明的共同体,其目的是解决生存挑战,表现为生活共同体;工业文明的共同体,追求的核心是财富,表现为利益共同体;而生态文明的共同体,由于生态系统的不可切割、生态后果的不分疆域,则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所以,生态文明必将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主体文明。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。
如何认识以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?
一是生态文明将成为社会主义交流的平台。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。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,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,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。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,还根植于中国的传统生态伦理,这为生态文明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成功范例。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观的超越,那么生态文明最能成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平台,必将有助于增进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环境公平与社会正义,必将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。
二是生态文明是中西文明的平台。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安定身心与灵魂的文明,是世界上不同文明、不同宗教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最大公约数,可以为淬炼人类共同价值提供重要内涵。我曾经说,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,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地会师,会师在哪里?生态文明就是这样一个会师点。当今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,在完成初步现代化后,都在反思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,都选择在自身古老文明传统中寻找新的价值观。而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一边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,一边到其他文明中间寻求生态智慧。他们发现:基督教文明要求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,包括生物自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、健康生活的权利、自由进化的权利、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、共享于地球的权利等。伊斯兰文明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,应该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,反对穷奢极欲和浪费。印度文明重视内在精神,推崇隐居于森林之中的圣徒,是现代印度“抱树运动”(防止林业工人砍伐森木)的重要生态伦理依据。当然,他们在中国传统里找到了更多。从思维方式到道德伦理,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具有相当的不同,西方在不断地切分,越分越细;中华则不断地求合,越合越强。西方有机械主义自然观,中华则有中和有机自然观;西方有人文主义伦理观,中华则有和谐生态伦理观;西方有二元对立进化论,中华则有天道人道融通论。正是这种互补性使得生态文明成为一个理想的理念平台,人类文明可以跨时空交流互鉴,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超越制度、种族、信仰、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,理性选择我们共同的绿色未来。
三是生态文明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。生态文明是最容易引起共鸣、凝聚共识的执政理念,针对西方社会对我们的非议和误解,从生态文明角度切入,传播中华文明“中道”“包容”“和合”理念,讲清楚中国崛起为什么是绿色崛起与和平崛起的历史基因。比如,一些西方老牌帝国主义认为自己是工业文明的“过来人”,他们按照自身国强必霸的逻辑来预设中国,认为中国在资源上必然会与各国发生争抢冲突,必然会庇护向中国提供能源的反西方极端国家,必然会为保护战略能源通道推行炮舰政策,必然会像他们当年那样搞新殖民主义,必然会与沿海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和邻国发生纠纷,必然会在高喊“崛起”与“复兴”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帝国复兴。但实际上,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殖民主义和霸权扩张;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过基于血腥征服的军事帝国,而是秉持自信,凭借自身力量埋头发展经济和文化,并润物细无声地包容吸纳异质文化,最终形成民族共同体;我们从来没有进行强加于人的文化输出,“己所不欲、勿施于人”是我们重要的文明定律。这就是我们的自尊和自信。我们的绿色崛起绝不会是新殖民主义,注定只能依靠“自力更生”实现自身发展。全球化时代,我们会通过国际分工缓解能源资源紧张问题,也将通过和平、公正、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方式获取能源资源。
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;与此同时,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退出了凝聚国际共识和全球行动的《巴黎协定》。我与诸多西方人士交流时,大家共同认为:那些近乎陈词滥调的普世价值宣传,已经不能成为和平、稳定、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的价值来源。中国共产党人的“四个自信”不是教科书式的结论,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现实支撑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,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想的实验通道,无论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还是为世界人民谋大同,抑或为了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,世界需要中国的成功。